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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四地社会多元结构中的抗争文化比较

2014-10-20 10:00:21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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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地,当你打开电视机的时候,通常是看不到大众群体为某个问题集体抗争的新闻的;即便在某些地方电视新闻中有这样的画面,例如某个地方出现强制拆迁、或某个化工项目未征询当地居民意见就准备开工建设,结果引发群体事件,新闻重点最后都回落在政府“维稳”或“社会和谐”上;

在台湾,岛内抗争的新闻几乎无日无之:“反贪腐倒扁“大游行、“反核四”抗议游行、“公娼权益”抗争运动、“反服贸太阳花”学运,还有一波又一波的“倒马”示威抗议等等,令人目不暇接;

在香港,近期发生的所谓“占领中环”事件,是香港回归十七年来发生的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民众抗争事件。随着香港政治生态环境越来越趋向于“政治对抗”,舆论普遍认为,类似“占中”这样的集体抗争行为,迟早会发生;

在澳门,一向被认为是“政治斗争空白”的弹丸之城,近些年来,集体抗争事件也频频发生。最大的一次发生在201251日,有五个团体共同发起多种诉求的抗议示威游行活动。这次抗争让外界对澳门的抗争文化有了新的认识。

社会“抗争”活动,既属于政治范畴,也表现出鲜明的文化特征。中国是最早论述有关“抗争文化”的国家之一。早在18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学者刘向在其《说苑指武》篇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其意是指:大凡动荡暴力兴起的时候,其实都是百姓不服以现状;如果文化与现状不改的话,那么暴力活动就会更加猖獗。在这里,“抗争”与 “文化”既是对立的,也是相互关联的。即:后者不变,势必诱发前者;而前者的蔓延,对后者更是灾难。

但问题是,同属一种、且在单一文化(文明)中生活的人们,为何会出现抗争?文明、文化程度越高,是否意味着出现冲突与抗争的机会也越大?


按照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 (Edward B.Tylor) 在其重要著作《原始文化》(PrimitiveCultrual) 中对“文化”所下的定义,即“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它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来看,“文化”几乎涵盖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信仰、道德和法律”正是规范人类思想与行为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也可以把“文化”(文明)看作是社会大众共有的一个知识与观念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设定某些“制度”、承认某些“标准”、遵守某些“道德”、约束某些“行为”。理论上说,如果生活在一个社会中的所有人,都能够接受他们认同的制度、标准、道德和行为的话,在这种文化(文明)氛围中,很难想象会出现抗争或冲突。

遗憾的是,理论毕竟不是现实。首先,制度、标准和道德都是人总结出来、制定出来的,它或可以反映绝大部分人的意愿,但绝不可能整合所有人的行为。因为人的行为是能动的,而制度、标准和道德则属于约束性的,是“被动”执行的;其次,制度、标准和道德是随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人的教育程度的高低多少而变化的,很难一成不变;第三,文化(文明)是相通的,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可以导致文化传承的偏离、断裂,甚至消亡。在全球化、信息化浪潮中,没有哪种文化可以自成一统。相反,“难逃一劫”似乎已经成为维持和保护各个独特文化的普遍担忧。英国学者约翰汤林森John Tomlinson)在他的《文化帝国主义:关键导论》CulturalImperi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中,把“媒介帝国主义”作为“文化帝国主义”4个层次中的最重要层次加以论述,指出发达国家通过利用印刷媒体、电视、电影、广告、图书、互联网等舆论传播工具,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西方价值观,而这种由帝国主义主宰和驾驭的文化殖民倾向,只会愈演愈烈。

众所周知,构成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结构是多元化的,它既包括了政治、宗教、法律、文化、教育、科技、道德、民族、国防等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内的元素,也包括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生产力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等属于经济基础范畴的内容。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社会和民族可以闭门生存与发展,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社群与社群之间的联系早已密不可分,他们既相互影响、互融互补,也谨慎隔阂、尽力排斥,以确保独特的文化传承代代相传。但无论如何,世界上总会有一些普世皆准的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准则,可以获得全人类的普遍认同。


抗争文化是世界上传播的最快、最广的古老文化。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不分国界、不分种族、不分社会制度,只要存在权力、社区、利益、阶层、腐败等基本要素,就会有不满和抗争。抗争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一学就会,一会就用,一用就可能一发不可收拾。抗争文化不分时间地点普遍存在的特征,让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不能掉以轻心。

两岸四地血脉相连,同宗同族,共属中华文明。但由于社会发展轨迹不同,当前中国大陆(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的社会政治制度,存在明显差异。尽管政治制度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两岸四地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内地与香港、澳门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更是与日俱增;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同样在最近56年间得到迅速发展。

严格地说,两岸四地的社会制度性质,已经不存在绝对的“社会主义制度”性质,或绝对的“资本主义制度”性质了,而是更过地表现出了多种成分混合的特征,其中又以某种成分更为凸出、或占据主要位置加以区别。在中国大陆(内地),改革开放36年以来,社会主义公有制仍是主体,但个体私有制、集体民营所有制和外国资产所有制成分不断增加,已经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形式混合共存的局面。

香港、澳门主权回归祖国后,中央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始终未有改变。但随着内地与港澳之间经贸、文化、教育、旅游等多方面的急速发展,社会结构与资产所有制成份也处在悄然变化中。大量内地资本流入不动产和股票市场,内地“窗口”公司、中港澳合资公司多如牛毛加上人民币的广泛使用流通,因此,港、澳所有制制度几乎成为“社”、“资”的“双姓混合体”了。

台湾是资本主义社会,私有经济成分占主体。其政治体制在上世纪八零年代末经历了重大改变(解除戒严令、国民党开放党禁、报禁)之后,开始从威权走向民主,社会呈现多元风貌,也全面开启了政治抗争运动。台湾岛内尽管从形式上出现了民主多元化政治特征,但各党派之争、党伐之争日趋激烈,在极大程度上催生出极具台湾本土文化色彩的抗争文化。每次选举,无论大小,都仿如一场盛大的嘉年华会;每次抗争,无论成败,亦都让台湾社会历经一次政治抗争的洗礼。

有西方学者提出,民主与政治制度如何,已经不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稳定、是否获得民众支持的的唯一标准了。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哈特RonaldInglehart在其重要著作《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in 43 Societies) 中指出:“民众对政治体系当前运作情况的满意程度与稳定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并不大,但是他们整体上对个人生活的满意程度,却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强有力的标志。整体上对个人生活的满意程度比对政治体系的满意程度,更能反映稳定的民主政治……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政治只是生活的边缘领域,其满意度可以在一夜之间升降。但是,当人们感觉到在民主制度下自己的生活在整体上过得很幸福时,随之产生的就是对这一制度的较深层的、弥散化的以及长久的支持基础。”(引自《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第201页)。

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政治抗争在两岸四地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巨大差异。我在这里只谈差异。

在内地,除了藏独、疆独分子的暴力抗争带有极其鲜明的政治意图外,其他抗争多与民生、环境或对领导的不满相关。例如:强拆民房或强征土地、在未经公众聆讯的情况下兴建对耕地、空气、河流或饮用水有害的工厂、垃圾处理厂等、购买的楼盘烂尾或货不对板、民间集资上当受骗而组织者携款潜逃、民营企业倒闭老板跑路,等等。

在港澳地区,公民抗争的诉求越来越多,既有政治的,也有民生或劳资纠纷的;既有反对政府的,也有支持政府的;既有本地人的抗争,也有在港生活、工作的外国人抗争,如去年就有数百名在港工作的菲佣上街争取居港权;有时抗争诉求比较集中,例如,2003年香港“七一游行”主要反对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及要求特首下台;今年“七一游行”主要反对政改方案,但更多时却是各种诉求一并存在。比如,2012年澳门“五一游行”打出的诉求多达40多个;2005年香港“七一游行”参加人数虽然只有1万多人(警方统计数字),但提出的各种诉求却是五花八门,超过20个。


在台湾,一直以来,直接的反政府政治抗争明显较多,而由民生问题转向对政府不满的“范政治化”抗争就更多。今年6月在台北爆发的“太阳花运动”,以所谓“保护台湾经济与安全利益”为名的反对两岸经贸合作安排的公民抗争,矛头直接转向了马英九政府。这也是台湾首个针对两岸经贸合作议题的公民抗争活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发生在港、澳特别是香港地区的抗争活动,已明显政治化。政治诉求的音量分贝,越来越趋向大于民生诉求。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街头公民抗命行为,已经超出了一个民主与法治社会能够接受的限度,直接冲击着香港的法制与公共社会秩序稳定,也给香港的国际形象带来负面影响。在香港立法会,人们不断看到部分立法会议员用粗俗的言语和鲁莽的动作,扰乱会议秩序。香港人几年前甚至还以为,在立法机关内上演全武行“只会发生在台湾或韩国”,但如今却有不少人相信,香港议员迟早开打不是不可能的事。

或许有人会说,“政治与民生本是紧密相关的,难以完全区隔”。这话不错。但对于香港这个在历史上鲜有身处政治斗争漩涡的城市来说,今天那里发生的一切,正开始改变着人们对香港抗争文化的看法:香港不争则已,一争则尽显港人的顽强与固执,加上个别“泛民”议员的民粹主义斗争方式备受社会底层市民的推崇、部分学生又狂热追求无政府主义思潮,以及西方反华势力推波助澜充当幕后推手,香港的抗争文化已经背离了自身坚守的核心价值——“民主、法制和言论自由”——却只要扁担两头的民主和言论自由并逐渐摈弃最重要的核心法制,这的确是令人非常遗憾的事。


港、澳地区与台湾之间的抗争文化还有一个明显不同。即:港、澳两地的主权在中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原则及港、澳两地《基本法》,是两地宪政及本地法律的基础,是两地政制改革与发展的总原则,也是两地与内地交往合作不得违反的前提。在这个基础之上,两地的公民抗争行为即受到本地法律的约束,也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约。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对两地《基本法》内各项条文的最终司法解释权。因此,第一,如果香港的抗争试图完全脱离中国内地的宪法管辖,根本就是不可能的;第二,港、澳的抗争即可以看成是针对特区政府的不满行为,也可以被当作是针对北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行为;第三,如果局势失控,北京有足够的宪法依据直接介入平乱,问题只是是否愿意介入、何时介入以及怎样介入了。正是如此,我们看到在香港发生“占中”之前,中央政府已经多次公开给“占中”定性为“非法”活动,这既显示中央政府对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也为事后追究示威者的法律责任奠定依据。在台湾,对抗争活动事先定性的做法是非常罕见的。“威权文化”在两岸四地有明显差异。

说到这里,又必须回归中华传统文化上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思想,涵盖“包容、善解、诚信、仁义、和谐、尊重、谦卑和妥协”等内容,讲求礼尚往来,强调中庸之道,崇尚以和为贵。这些都是古老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思想精髓,是数千年来从未间断的文明传承,也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世界文明之林的智慧瑰宝。抗争文化是全人类普遍接受的文化,但如何化解矛盾、进而化敌为友,必须靠智慧使然。中华文明以“和”为最高价值境界,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孔子弟子有若曰),此话强调了只要“人和”,什么事情都可迎刃而解的道理。在道家文化中,老子也曾说过:“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即是说,凡是都有正反两面,总有不同之处,但只要心平气和地加以对待,就可以达至和谐。

另一方面,依法治理,也极其重要,而守法是公民抗争文化必须坚守的底线。最近发生在香港以及台湾的公民抗争活动,已经超出了两地法律的限制。这同样是与古代中国的治国理念相违背的。依法治国,是法家思想体系的核心理念。法家一贯坚持“法治”对于政权巩固的作用,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管子明法解》中的论述,突出了这一思想:“明主者,一度量,立表仪,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吏者,民之所悬命也。故明者之治也,当与法者诛之。故以法诛罪,则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则民受赏而无德也。此以法举错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百姓知主从事于法也,故吏所使者有法,则民从之,无法则止。民以法与吏相距,下以法与上从事。”(引自纪宝成主编《中国古代治国要论》,第100-101页)。这段论述,详细阐释了“主”、“民”、“吏”、“治”、“法”、“功”、“罪”之间的关系,是治国者依法治国的最精辟论述之一。

最后需强调的是,两岸四地的抗争文化还在发展、还在变化、还在相互作用,也还在深深地影响着各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当政者肩负着如何善解民情、顺应民意、化解分歧、求得大同的使命。当政者应以提高广大民众的福祉为执政理念,以坚守法治为前提条件,争取所有可以争取的民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是作者参加10月16日福州“第二届中华文化发展方略---两岸四地文化沙龙”上的发言。文中图片均为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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