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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为何干预香港政制发展?

2014-09-12 12:25:07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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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2014年9月12日《国际先驱导报》"天下GLOBE13"整版。标题与内文有所改动或删节。现发表原文,仅供读者参考。)

围绕香港特区2017年特首普选问题,英国政界表现出了极大兴趣。尽管全国人大外委会、外交部、国务院港澳办已多次明确表示,强烈反对外国势力干预中国内政、反对干扰香港政改,但英国政府仍坚持所谓“对香港负有责任”的态度,直接介入香港事务。问题是,在香港主权回归后,英国政府为什么仍紧抓香港不放?英国干预香港的政治意图是什么?中国又该如何判断英国的“香港情结”对中英两国关系产生的消极影响?

首先,英国对香港政治的高度介入,不能避开历史问题。作为老牌西方国家,英国始终把坚守、维护和传播西方传统民主价值观和殖民地意识形态视为己任。

在英国具有政治管制或舆论影响力的上层精英中,仍有不少人认为,由一党领导、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不可能照搬西方“标准”民主国家以“尊重公民权利”为基本出发点的民主选举方式,选举产生代表广泛民意的政府。

英国的民主思想根深蒂固有其原因。尽管英国并非是最早产生民主思想及建立民主议政的国家(“雅典民主”距今已有2500年历史),但英国确实是在中世纪最先建立“彻底的民主制度”的国家:1265年英格兰选举产生第一届民选国会;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格兰和苏格兰同时成为“君主立宪国家”并于1707年宣布正式合并。尽管当时英国不能完全摆脱君主权利的影响,但英国国会从此按照宪政制度定期召开国会协商国事。数年后,“辉格党”(“自由民主党”前身)与“托利党”(“保守党”前身)相互竞争话事权的“两党制度”也逐步发展起来了。进入“维多利亚时代”后,出于保护上层精英集团利益、制定更严格的法律及税收制度、开拓更广阔的海外疆域等客观需要,国会在内阁决策及立法权限也得到增强,“君主”逐渐有名无实,而“宪政”下的国会、组成国会的民选议员完全掌控了国家。尽管英国民主制度与后发展的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相比存在明显弊端,如美国宪法至少提出了保障平等、自由和人权,但英国无法提供并保障较为宽松的公民选举权,更无法确保普通公民的普遍权利。尽便如此,英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奠定了西方民主发展的基石。

某种程度上说,英式民主议政制度保障了英国在欧洲发展历史各个重要阶段的领导地位,也影响了欧洲民主发展的进程。但在英伦本土实施的民主制度,不仅没有及时有效扩展至英国海外殖民地,相反,英国殖民统治更为严格、更为苛刻。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英海外领地的总督是由英女皇直接任命而非由当地公民普选出来的。甚至少数海外殖民地民权的改善,反而影响了英国本土民主改革。据记载,两名被发配到澳大利亚去的罪犯夫妇,打了数年官司终于争回属于他们的邮包裹,而根据当年的英国法律规定,“犯人不能享有财产权”同样适用于英国海外殖民地国家或地区。

其次,在前殖民地地区有选择地推行民主进程,是英国发挥政治影响力的需要,也是体现英国捍卫所谓“普世民主价值观”的现实需要。

十六至十八世纪,英国加快海外扩张。为了确保建立稳定的海外资源市场,必须构建相应的政治保障制度。在荒蛮、人口稀少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和北美领地,英国通过有规模地实施移民计划,把大英帝国的民主思想和制度逐渐带入了这些国家。尽管过程充满了血腥和暴力,但因人口、语言和殖民地教育优势,特别是当地原著民族文明远远落后西方,在这些国家建立民主制度也相对快速和有效。

相反,西方在具数千年历史文明和传统东方文化的亚洲国家中推行西方民主价值观,却遇到了极大阻力。主要原因是,东方文明是成熟、悠久、系统的文明,在宗教信仰、传统文化与社会价值观方面与西方文明存在极大差异,有些甚至根本对立。这也正是为什么英国在印度、中亚国家不仅难以建立民主制度,反而加速了东西方文明直接爆发冲突的根本原因。

“鸦片战争”后,英国以武力迫使清朝政府在1841—1898年间签署三个不平等条约,香港从此沦为英殖民地。直至1997年7月1日主权回归前,英国政府在香港行使宗主国权力超过百多年。普遍认为,港英时期,香港的法治与廉政制度、立法与行政制度和公务员制度是相对比较成功的,这保障了香港社会与经济的稳定发展,也成就了香港列入“亚洲四小龙”。香港的成功,自然让英国不愿放弃对香港的全面管制权。从1983年7月开始至1984年1月,中英前后八轮有关香港前途问题谈判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英国虽同意向中国归还主权,但不肯放弃对香港的“治权”。在中方的坚决坚持下,英方最终同意“主权与治权”全面归还中国。双方终于在1984年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由此历时13年的“过渡时期”开始。

需指出的是,在“过渡期”之前及期间,英国为了确保回归后对香港仍有政治影响力,推行了许多不负责任的“政制改革”,抢建回归前的政治格局,以便为日后在港继续推动英式民主政制订立规矩。港英政府先后推行的政改包括:1980年和1981年分别发表《香港地方行政的模式》绿皮书和《香港地方行政》白皮书,首次提出了“设立区议会并实行区议会选举”地方议政方案;1984年底,港英政府发表了《代议政制白皮书——代议政治在香港的进一步发展》,确定在政府层面的立法局进行选举,逐渐直接过渡到“直接选举”;1988年2月,港英政府又发表了《代议政制今后的发展》白皮书,规定自1991年新的一届立法会将采取“分区直选”的方法选举产生10名议员,代替当时存在的按地区划分的选举团进行间接选举的制度,开启了港英政府自1843年成立以来的首次直接选举;1992年彭定康担任总督后,在其首份《施政报告》中急忙推出了两个“政改构想”:一是要取消行政、立法两局议员重叠兼任,将行政与立法分开;二是在1995年的立法会选举和以后的区议会选举中,降低合资格选民的投票年龄,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同时建议1995年最后一届立法会选举时,大幅增加直选议席和新增9个近乎普选的功能组别。此举遭中国直斥为“三违反",即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违反《基本法》和违反中英两国达成的过渡期政改安排共识。由于两个政改方案及彭定康的建议未与中方协商,而中方认为诺执行方案将扰乱香港政制渐进稳定发展,为香港97年回归制造新的混乱而遭到了中方的坚决反对。在中英双方经历17轮磋商未果的情况下,彭定康仍强推其政改方案,结果造成香港过渡期的政制框架难与《基本法》中规定的特区政制制度与未来发展方向相衔接。基于此,中国政府被迫另起炉灶,按照《基本法》的法律规定,对香港特区政府的组成重新安排。1996年12月底选举产生了香港临时立法会,宣布回归前最后一届立法会议员不能全数过渡到特区成立后的第一届立法会(即“搭直通车”)。临时立法会随即成为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后的首届立法会,开始了新的政制架构的运转。

这场斗争绝不仅仅是成功阻止了英国主导政改,其更深刻的意义是,英国极力试图在香港推行西方民主的预谋未能得逞。实质上,英国提速政改,就是试图在港延续殖民统治后余政治影响力,把香港的政制与民主发展纳入英国设计好的跑道,以便在香港建立完全有别于内地的所谓“民主制度”社会,与内地搞对抗,最终导致“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原则难以落实。仅从这点来看,英国政府干预香港内部事务的政治意图确实有案可循。

第三,英国保守的政治观念及过分顾及“传统荣耀”,是部分英国政治精英决意干涉别国内政的主因;而香港部分深受英国殖民地教育影响的“英式精英”,是造成香港动荡的动力。

在不同时期及背景下,英国政界干涉香港事务的人并不相同。例如,为反对北京为2017年特首普选定调,去年9月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国务大臣施维尔就在香港《明报》和《南华早报》发表长文,表示英国随时愿对香港政改“提供必要的协助”,暴露了少数政客顽固秉持所谓“民主使命”。再如,彭定康在今年9月3日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中大谈英国对香港承担的所谓“道义责任”,以及英国的“荣誉感”问题,既反映出“末代港督”彭定康对中国事务的无奈,也折射出西方对敏感政治议题执迷介入的意志。这既是西方政治,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传统。

众所周知,香港回归前,英国议会中反对将香港主权移交中国的人数很多,回归后对 “一国两制”及香港前途仍抱怀疑及担忧的人也不少。十多年过后,当他们看到香港稳定发展的实际情况,部分人改变了看法。最明显的是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和约翰.梅杰。两人曾多次公开表示“一国两制”在香港落实是具有成效的。前外交大臣黑格在今年7月向国会提交的《香港半年报告书》中也说,向普选过渡对香港的繁荣稳定最为有利。当陈方安生、李柱铭7月中前往英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告洋状”时,11名委员只有6人参加听证会。不少议员对陈、李两人的指控提出质疑,表明英国会议员并非都愿意干预香港内政。究其原因,保持“政治正确”其实也是西方官场上的重要原则。在西方,即便存在少数思维极端偏激的政客,但多数人仍善于把握适乎情理的事实与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否则政治生命难于维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04年2月,英国保守党资深女议员安.温特顿因在晚宴上开了句玩笑,侮辱惨死的非法劳工而丢掉了党内职务。

当有英国政客推波助澜时,冲在前线摇旗呐喊的香港人可分四类:一是港英时期殖民地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英式精英;二是痛恨内地社会制度的极端民粹主义者;三是不了解“一国两制”或对香港前途深感困扰的青年学生;四是少数对中共缺乏信心但并不反对国家的学者、商人和立法会议员。由“英式精英”和部分“民粹主义”分子组成的反对力量,其最大特点就是反对中共、反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反对香港特区政府、反对中央或特区政府为推动香港发展采取的所有政策措施。

最后,尽管英国少数势力干预中国及香港内政仍会持续,但不会也不可能因此导致双边关系彻底决裂。

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有关香港2017年特首普选问题等政改方案后,英国议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不顾中国反对,坚持对中方是否违反《中英联合声明》有关规定展开调查(10月中向议会提交调查报告),还计划派遣调查小组赴港收集“证据”。该委员会主席奥塔维也准备12月来港,亲自听取各种意见。中英矛盾似乎在加剧。

坦率地说,英国人并非真的关注谁能在2017年当选香港特首。英国关心的只是西方民主价值观及其民主议政制度能否在港扎根。正像某西方报章描述的那样,如果英国及外国势力策动香港“颜色革命”成功,“意味着原子核辐射的能量难以阻止,它对中国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为了“民主的核辐射”,美、英反华势力早在六年前就开始布局了。2008年《现代国际关系》曾发表一篇题为《美国介入香港“一国两制”的现状与趋势》文章,揭露美国如何支持香港反对派,利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向香港“人权监察”发放活动经费。数年前“维基解密”公开了近千份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机密文件。其中,2006年3月31日发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文显示,李柱铭、黎智英和陈日君在梵提冈朝圣期间结为政治同盟,并开始不断与美领事馆官员会面讨论香港政治话题,包括政改、政党及特首等。港媒也曾揭露,美国CIA和英国军情六处的间谍在香港秘密活动,用“黑金”向“泛民主派”提供援助。今年再有港报揭露黎智英向多位“泛民主派”人士资助过千万港币。

毫无疑问,西方势力扰乱香港的图谋仍会持续但最终不能得逞。这除了中国政府早已牢牢把握香港的政制发展大方向外,经济因素是关键。英美等国与香港和中国更为紧密的经贸商业关系,不可能让少数政客的政治企图得逞。以英国来说,目前英国在港有超过千家大小公司,港英双边贸易额超过140亿美元。中国与英国的双边贸易额2013年超过700亿美元,今年6月李克强总理访英时提出了“到2015年双边贸易额争取达到1000亿美元”的目标。因此,英国政府在处理与中国(包括香港)关系时,经济利益将是关键考量因素而非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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